鏡像般的電影，電影般的現實——作為一項有效的大眾傳播語言，視媒影像究竟要乘載什麼樣的內容？能夠乘載什麼性質的內容？此刻，默默開著計程車的潘納希滑進車流和人群，滑進伊朗社會的死角，為問題引來一盞照明的燈火。
伊朗導演潘納希的存在，等同一個可怕的危害，而對當政者來說，最好的方法就是將每一種危害，都除去發聲的可能。因此，伊朗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實施反對伊斯蘭共和國的宣傳」等罪名，禁閉潘納希從事任何與電影相關的作業資格。但是，如此惡劣的手段仍無法關住潘納希真實的靈魂。他明白，縱然失去了電影的拍攝權，但並不表示自己也失去了發聲的能力。他私下以行車紀錄器和手機、相機，構成了一部一小時的影片，在當地內外交迫的環境之中，《計程人生》於是被誕生下來。
女孩上車，拿起相機，她告訴潘納希，學校的老師要大家拍一部短片，一部有條件的短片，除了女性必須戴上面紗、男女不得有接觸外，更嚴禁各種悲慘生活及暴力舉止。禁止涉及政治性話題，禁止污穢的現實出現——終於，潘納希的姪女透露了《計程人生》的核心，從開始爭辯死刑分界的男女、貪圖利益的盜版商人、等待丈夫垂危立下遺囑的女子、舊社會婦女的空洞迷信，再到姪女為了回應規定、為了表象和諧，而冀求拾荒男孩演出美善的劇本，接連表態者不僅是社會的百孔千瘡，更映現出政府和人民相互聯繫的串謀空間，所有群眾都活進一部再三剪裁的影視幻象，不斷剝奪彼此。而揭露現實的鏡頭，是其中最惡劣的背叛，當潘納希成為一個叛逆的異端，《計程人生》也就成了一種異端的質問，一種無可駁回的質問。在一切電影語言的虛實之間，背後的真相從來粗糙不堪，一如潘納希鏡頭底下矛盾的伊朗世界，一如我們永遠難辨自己與他人，難辨社會，甚至整個國家。
誰，才是那真正異端的存在。
28 May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