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裔法籍導演拉德利（Ladj Ly）首部長劇《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不僅為一部社會寫實之作，本質亦因攝於作者成長出生地、融入自身遭遇和社會事件而充滿自傳性。此前，導演所有短作、影像紀錄均以披露政治社會實情為目標，並在不同的時間點攝錄了巴黎暴動事件與西非地方生活，法國媒體熱衷於前、卻對後者予以漠視，他將兩者傳至網路，但其中的冷熱落差致使拉德利的錄像產生變化，《悲慘世界》即保留了內容的紀實性、甚而將形式託予故事電影的具體呈現。
針對作者人生際遇和情感經驗所轉化的現實圖景，電影呈以複數觀點：前段交叉敘事，鏡頭捕攝蒙費梅伊市的日常、員警則轉述背後的混亂及惡；又如故事透過小組三人不同的個性、巡邏所遇問題、人物生活的隱顯，試圖多方觀看巴黎該區的人民與生活。然而，在視像橫亙著各種不見改善的社會狀況外，這樣一部「沒有真正好人、也沒有真正壞人」的現實作品、甚至已於文學和影史複誦多時的善惡主題，或要加以追問，真相的背後還有沒有更多？電影坐落的客觀位置、故事構築的批判意念，拉德利究詰出什麼？
受政治擱置的93區，儘管種族、宗教、階級劃分不斷，但各方團體互相牽制，勉強維持蒙費梅伊地方勢力的均衡，直到獅子被偷那天，逼現可能爆發的一切。表面上是流血事件的即將展開，另一面其實訴說著某些缺乏社會關注的族群長久以來共處一境域、生活乃得以繼續，是由於彼此達成一定程度的協調、實踐一定程度的共識──沒有人比位處邊緣的人們更加曉得，天會一日日亮起，還有一種名為生活的目標遠遠凌駕於衝突之上、一再要求彼此團結並知所進退。
然而，事關團體的，如何無關個人？比彰顯社會性的獅子事件更細緻的敘述，指向了小我（ego）的人性癥結：一台錄下「真相」的空拍機──出於好奇偷走獅子的非裔少年，引發吉普賽馬戲班與非裔團體的爭執，警方為求緩解介入調查、允諾尋回幼獅，卻在追逐途中情急失控，射傷趁亂逃走的少年，一旁的空拍機「目擊」了關鍵時刻，各界開始追捕操使空拍機的孩子──利益關係進一步導致團體衝突，警方脅迫受傷的非裔少年掩蓋實情，繼而成為事件最大的犧牲者。
影像熄滅、亮起，人們暴動、圍剿，這是另個漫長的一天，時間凝滯在員警和少年僵持的最後底線，凝滯在少年受傷的臉龐、就要扔出的一攢火炬。影像再度熄滅。明日會怎樣呢？故事無意述說，將未來交還給觀眾。
是否像作者所言，這是關於所有人、各地社會之不幸的一部電影？2009年，美國上演了類似情節的悲劇，此一真實事件被加以改編為電影《奧斯卡的一天》（Fruitvale Station, 2013），影片後半警方趕至捷運衝突現場，將矛頭指向非裔族群，並對鎮壓在地的奧斯卡開槍，目擊的乘客們以手機攝錄傳上網，引發當地眾憤，接連的審判和暴力抗議使奧斯卡事件成為美國非裔議題的反歧視象徵──逝者無法挽回，但死亡迫使我們觀看，期以來者之可追──拉德利不以死亡作為警示的終點，而以少年手上的火炬標誌反省的開端，要觀眾凝視對立與傷痕的投映。
直取於當地的影像素材，在故事結構佈設下，那張受傷的面容映現了多層的涵義：第一，它是權力紛爭所波及的下一代受害者、傳授未來暴力生存的惡性循環；第二，它亦是抗爭之必要、反駁官商企圖壟斷媒體實情的一道政治縮影；第三，電影開始就指涉該環境中孩子行竊的不無可能，既定的條件底、世界也既定的運轉著，等著絕望燃起線火。甚至，它更進一步提示社會和人際的真相：看似平行的現世不僅貧富共存、主客共存、義利共存，我們的難處是非得穿越其中，尋出一條專屬於人的行路。
層層退後看，銜咬著蒙費梅伊的是繁榮的巴黎，蒙費梅伊的內部結構則逼促少年們團聚行暴，電影誘發的暴動可理解為這個飽和的世界如何擠壓一方備受忽視的族群、環環相扣的過程。暴亂的導火往往來自一段壓抑的累積，就像影片開頭向女孩越界臨檢的舉止，迅速成功刻畫出警方蠻橫的形象，作為一種簡單實際的敘事手段、置進該地的生活日常，竟顯現出暴力如此易被遺忘──那些憤懣無聲的時刻，我們覺察了嗎？基於現實的《悲慘世界》以一場驚悚的青年暴動來抗議，影像有其真實的表露，更有其記憶之存在。
世界的運行，人，是否因其渺小而注定捲入歷史社會的纏縛、無窮的面臨種種荒謬及不可能？至少，我們還能透過觀看、透過影像賦予現實持續的能動性，一如奧斯卡事件、一如拉德利和每個實情的攝錄者，載負現實的雙瞳如今化為造設情境、逼視真實的故事情節，於是，我們有了理由讓自己相信，黑暗底淵總有一絲未明的希望之火，將因人而綻露。
3 Ma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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