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9日 星期三
生存的儀式──《失控少年兵團》的魔幻寫實
哥倫比亞導演阿雷漢卓蘭迪斯(Alejandro Landes)向來關注結構底層、被排除於政治考量外的各種社會迫害,故首部紀錄片《古柯農》(Cocalero, 2007)即記敘玻利維亞推動古柯葉除罪化的原住民總統莫拉雷斯的普選之路、反映受到壓迫的原住民族群逐次取回自身政治權的過程;其次,改編自真實故事的劇情長片《歡迎來電光臨》(Porfirio, 2011)透過與人物齊平的電影視角、靜謐坦率的詠嘆一則現世的角落悲歌。
而第三部《失控少年兵團》(Monos, 2019)是這麼駭然而迷離、野性而質樸的作品。它的取鏡時而遼闊、時而迫仄,節奏時而犀銳、時而弛緩。如果銀幕內外是我們與電影本身的絕對分界,那麼故事的主題幾乎再次劃清這道界線,卻進一步透過影像喚出一種原始的神秘,迫誘視覺跨界──我們明白自己不屬該地,該地卻直接置進腳下,儘管終點尚未抵達,但依然感到,有個什麼已開始的、已被召喚,在未來如火如荼進展著。
諸神的場域:眾山之間
最初,八個踢球的游擊隊少年矇著眼,游移於鈴聲與各自代稱的呼喊,每個名字、稱號僅為一種表徵,他們辨識感知彼此相合為一的生命。流動的性別身體、晦昧的性,在混沌渺茫的原始心靈無止無定,沒有界域之分。玄奧超然的古代立石、流雲山麓之間,曠世虛空、天地無縫,萬物彷彿凝結,收攝一幅駭麗景致,電影前段佈下一方近似神話的邊緣之所,影像的觀看體會、釀造的神話時間,讓人錯覺的經驗了當下/永恆的空闊感。
然而,這些少年其實有著既定的使命,隸屬某個權力結構下,除了反覆接受期間性的軍事鍛鍊,還得看照一位「博士」之稱的人質。等到他們其中一人誤弒受命保護的乳牛,則故事破題、脈絡變調──牛作為一潛在的經濟利益象徵,為人性設下常駐的一道關卡,誘出社會與個人的關係模型:於私、於公,利己或利他。有人不堪罪疚自殺,有人萌生謊言逆意。應該悲慟承受真相?還是漠然保全所有?逝者仿若祭儀,人們各別取走遺物,各別接下死者的生命和意志。一切不再如初,秩序擾動、對立浮現,蒼穹有了裂痕,魅影自此蔓延。
生存的儀式:墮於惡叢
就像伊甸園的禁果,當男孩女孩摘取牛糞上的蕈類,吃下,人們迷眩的落入罪域──戰火引爆,將故事劃為二界,從蒼茫之境墮進彼方惡叢。生存成為唯一目標,弱肉強食的自然軌則成為一種類宗教。人神之間,重塑連結。
在背景轉至叢林以前,故事安插一段披戴獸皮的少年雙雙拚搏、勝者為王的儀式,火炬前重演一齣生死為題的劇本──唯有征服,才是不變的結局──由此一過程的實指,更進一步看見種種瀰漫鏡頭前的儀式性(ritual)構設:臨死的牛隻眼眸、逼近的人面紋彩,鳥類的擬聲、獸態的舞蹈,以及視角的參差多層、詭音的迷茫尖銳,成就一段懾人心魄的觀影儀式。此刻,銀幕外的人並非旁觀者,而是被推入其中的參與,臨受實境的衝擊。
我們感到驚惴不安,當儀式指向自然界彼此互噬的內涵,人不再覺得自己依賴某種決定著自身命運的力量,卻一再認知自己即為力量本身、甚至足以凌駕其上,這份顫慄、這份類宗教的存在,就近乎巫覡。巫術的行使、意圖操縱身外之物,其不可逆的質性,加深了弱肉強食的驚懼力。而電影不曾閃現任何祈禱畫面,映射現世之外不再有神、不再有任一超越性的存在。人要取而代之,力量,成了新信仰系統的主體。
懼慄的回歸:魔幻寫實
古巴小說家卡彭鐵爾(Alejo Carpentier)曾為源自拉丁美洲文學的魔幻寫實主義(Magic Realism)定義:由於長期殖民背景,各種政治社會迫害所致的匪夷所思,使「荒誕」或「超現實」於拉丁美洲經驗裏比比皆是。同時,拉美的土著神話、民間的奇幻傳說亦屢見不鮮,是以,超自然、魔法、巫術等神秘色彩便不斷於作品出現,以此批判現實、反映恐怖的日常遭遇和政治逼迫下扭曲的人們。
《失控少年兵團》看似騰空的描述人們於某世界的變化,背後則依舊不離導演長期關注的現實性:故事起自內戰層出不窮的哥倫比亞,作者加以剪裁、以戰事所逼現的人類生存狀況作為敘事焦點,特定事件於是轉化為不受時空限制的獨立篇章、深邃展開了普遍的人性切面──魔幻寫實的筆法蛻變為影像實踐,阿雷漢卓蘭迪斯成就一部映射現實的離奇之作。
終幕,少年逃開同伴的槍口免受吞噬,直升機飛往城鎮文明、畫面脫離不盡綿延的叢林。人的淚眼望穿銀幕,直視我們。那張驚懼的臉孔遙遙回望了《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 1979)最末的「恐怖之極致」,兩者對讀,意會出叢林僅為恐怖點燃了表象,真正令人害怕的是某種不限疆界、原始而暴力的野性之蔓生。光暈環繞的每顆鏡頭下,靜靜凝視著那些早於過往複誦千百次的獸態與人形。而儀式尚未了結,駭懼將引我們遍遍重演。
19 Feb 2020
*本文刊登於釀電影
2020年2月14日 星期五
關於《野放動物》
《野放動物》是這樣難被意念和議題佔據的作品,它不是沒有任何社會提示,在專一展示特別境遇的情形下,觀看的單單只是一種抽離普遍性的殊異日常,一種專屬於某群體、某人,原有的生存概況。排除了預設性的觀看,作品的內在衝突,一下子移向讀者與故事之間。當角色看似離開了原始生態、來到「我們的世界」,卻再次逃離、回到野地後,那個沉睡的自由狀態中,我感到驚駭,感到安心,深深的為此著迷。
13 Feb 2020
2020年2月13日 星期四
關於《厄夜追緝令》
在獨角演繹的形式上異於《活埋》和《失控》的是,故事並非逐次攤明人物的狀況,角色僅僅等待事件發生、來到新的情境:因執事失準、受轉移單位處分的男人,只要安分守己度過今夜、等候出庭,就能順利回歸原來的崗位,卻同時面臨了問題,致使他必須以口頭挽救話筒那方可能形成的危難。自警部報案中心,進一步轉入獨處的辦公室,當電影的視野限於特定空間,我們的視聽被迫與角色完全合一,直到真相揭露。彷彿整個「聽」與「説」的過程,都存住於男人的內在世界——影像提供了聲音傳遞的複視性,電話的意義亦從兩地溝通的管線、依其往復特質,發展為心靈的探照鏡——兩造對答不僅互相引誘,甚且互相成全,在一阻絕、片面的視角中,持續向平庸與黑暗的自我深掘。那發自彼端、令人執迷而不斷追索的,或許非關唯一真相,而更近於內在的魔鬼。
13 Feb 2020
關於《蜜蜂與遠雷》
於電影中初賽到決賽次次驟降、層層汰選出的人們,愈往上爬,則愈接近所謂「天才」的境地。但活得愈像天才,勢必走進一條愈是孤寂的來路。彷彿藝術的深鑿,身為人的我們非得拋下更多,才能觸及遠在盡頭的地平。「若非天堂、即為地獄」,之於這些人,活著,不為追尋、還有什麼?男孩說,即便世界只剩下自己,他仍會繼續彈奏。和此份心情如出一徹,天才,是注定孤獨的。因而無論怎麼看,故事的創傷和迷惘、技藝的鑽研、熱情的純粹、藝術生活的矛盾,甚至與人的連繫、與天地的齊平,都只是表面、幾乎無效,不能完整的圈出一套說辭,展示某個深刻的宇宙。那麼,在整部作品撼動閱聽的音樂外,令人難以穿透的,或許不在樂符當中。而是面對天才卻聽而不見、早於幾個世紀開始就貫串了歷史的,關於天才的寂寞之路。
13 Feb 2020
2020年2月10日 星期一
關於《隻手探險》
曾那麼關注男孩,但其實男孩的自由早就注定了。我想著:那手呢?以電影名「I lost my body」視之,故事的主述者為一有著回憶和感覺的斷掌,踏上旅程為尋找本來和它共處唯一命運的肉身。一路上,手記得所有細節、成長、過目風景,還有一兩個易碎的夢。它也記得自己的使命,從來就是不斷試圖抓取某些飛逝得太快、太瑣碎,甚至遙遠而碩大的圖景,始終,被機械式的賦予一份永恆的提示:前往,收割、或者落空。任何關於「I」的特質和思維,手不曾有過,回到唯一的身體,即是回到該自己的唯一命運。電影的結果是,手再也接不上那副身體,「I lost my body」便於遺失身體、走回命運的意喻,轉向另一個可選擇的自我、抽長出意志的新境。最後一幕,手跟上女孩,躲在牆後,遠遠「見證」了錄音機播出一段男孩決心冒險、從樓房跳至鷹架的聲響:當下,手接收到一則徹底背離經驗、完全不受命運圈套、且平行發展著的未來音信。它自雪地緩緩退場,留下掌印——那是第一次,手擁有了一股未來的慨然,「某樣東西已不屬於我,我亦不屬於某方世界」、一切已成過去的喟嘆——前方,再也非關舊日,將深深感覺什麼存在。此時此刻,於一份未知之中。我,將令故事開始。
10 Feb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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